信 息 荟 萃
（网络版）
2008年第4期
一个真实的西藏 导读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说说西藏的主权归属
西藏是怎样和平解放的
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
西藏武装叛乱是怎样发生的
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
西藏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
国新办请四名藏学家就西藏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达赖集团操纵“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内幕
评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
纵观历史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千年回首：西藏主权归属大事记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叛国之路
出逃印度后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达兰萨拉
美国中情局参与1959西藏叛乱 帮助达赖出逃
美专家撰书揭露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
从历史上英国两次入侵西藏看“藏独”根源
达赖、班禅的由来及其转世
你知道达赖封号的意思吗？
旧西藏的恐怖公文:征人皮一整张为达赖念经祝寿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1)
说说西藏的主权归属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
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
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
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
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
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
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
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
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
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
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
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
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
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
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
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
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
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
”，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
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
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
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
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
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
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
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
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
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
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
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
，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
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
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
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
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
。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
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
，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
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
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
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
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
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
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
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
喇嘛。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
（左）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2)
西藏是怎样和平解放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
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
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
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
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
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
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
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
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
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
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
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
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
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
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
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
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
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
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
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
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
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
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
。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
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
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
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
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
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
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
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
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
光明大道。”
第一次全国人大，十四世达赖（前）和十世班禅（后）投票。在西藏，达赖是布达拉宫的主，在藏区影
响较大，班禅则在后藏的日喀则地区奉若神明，因此排名往往达赖在前，班禅在后。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3）
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
700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
700多年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材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西藏拉萨的档案馆中。世界上从未
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04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发出的正式训令称，
西藏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讲演中说：“在以往数百年中
，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
势力曾散布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已是一个“充分行使权力”的国家。
历史事实驳斥了这种谎言。仅十四世达赖喇嘛要经国民政府批准方得继承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当时的西
藏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大肆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不过是近代历史
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帝国主义是怎样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呢？
在20世纪初的藏语词汇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
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势力乘清朝中央政府的虚弱，开始阴
谋瓜分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8年、1903年，英国侵略者发动
了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西藏军民奋起抵抗但遭失败。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占了拉萨
，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但由于清朝政府外务
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不予签字，条约无效。帝国主义靠直接军事侵略没有达到
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之后，就变换手法，开始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1907年8月31日，英、
俄帝国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这是在国际文件中第一
次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次年，英国利用清朝灭亡，民国初建，中国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向中
国外交部提出了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在遭中国政府拒绝后，英国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
一切道路。1913年，英政府又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提出“西藏完全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
；“西藏承认英国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报酬”；“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
担负抵御之责”；“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摘自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但
英国的图谋未能得逞。
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得到国际
借款的心理，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前，英印
政府派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单独会晤西藏地方政府参加会议的代表夏扎伦青，向他鼓吹“宗主权”具有
“独立”的含义。柏尔在其所著《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自述：“当吾遇夏扎伦青于江孜时，吾劝
其搜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之各州县等项之文牍，携之赴会
。”经过英国的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
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这时，英国代表按事先策划，提出了所
谓的“折中”方案，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
、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
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
。这个“折中”方案的实质，是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
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如此无理的要求，当然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4年7月3日，
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国内训示，拒绝在所谓“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
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
府。会议遂以破裂告终。
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
动。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国民政府也发出严正警告，西藏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
向国民政府报告改变原议。1947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
表参加，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
抗议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
1949年底前后，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
援助”，并在美报刊上报道：“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
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解放军进藏，同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诬蔑中
国解放本国领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同月，美国指使他国在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由于
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一些国家的反对，这个阴谋没有得逞。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所谓“
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者出于攫取西藏的野心而挑动起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早年曾指出：“
帝国主义利用西藏人民反对满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情绪，进行各种诱骗和挑拨，企图使西藏人民脱离
祖国而处于他们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4）
西藏武装叛乱是怎样发生的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
制的枷锁。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
可能。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
。“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
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又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
的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不搞改革，过6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
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
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3、4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
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
民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
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
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
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
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
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叛乱
分子把他和妻子抓起来，吊打过后，将东达八扎杀死，将他妻子强奸。当时的旧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
很多群众因遭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1958年8月，就有70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
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
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宣称：“9年
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
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
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西藏的武装叛乱，从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著《美国、西藏和中国
》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6名青年，送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
、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
“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1975年9
月5日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一文记述：1958年5月，首批
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不
久，美国即在哲古地区空投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分子，计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
600枚，炮弹600发，子弹近4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分子
。
在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下，叛乱活动迅速蔓延。1959年3月10日
在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经精心策划而挑起的。
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
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
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
人。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西藏军区方面为此作了认真周到的接待
准备工作。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
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
。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又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
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分子当场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
·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
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加
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他们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
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
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达赖喇嘛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
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
、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3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
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
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
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
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拍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但是，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
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
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
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
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人民解放军在平叛过程中军纪严明，得到广大僧俗人士的衷心拥
护。他们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联防队、保畜队等自卫性组织，为
平叛大军修路、运输、送信、引路、烧茶送水、站岗放哨、救治伤员，使叛乱分子陷于孤立。
十四世达赖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5)
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
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
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
主义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
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
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
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
“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
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
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
》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
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3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
’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
；“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
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
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
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
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
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
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
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判的问题
，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
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
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
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
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
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
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
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
，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
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
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
一个在流亡30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1989年，在新
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
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
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
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
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
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
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
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6）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
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
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
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
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
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
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
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
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4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1万银
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
，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
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
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
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
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
，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
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
关账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
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
拉寺借了50克（1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
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1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
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7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
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
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
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
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
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
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
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
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
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
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
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
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
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
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
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
：“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
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7）
西藏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下，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
兼任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制是僧俗双轨制，行政机构中既有俗官
，也有僧官，僧官大于俗官，某些机构只有僧官而不设俗官。寺院在处理政治事务方面，享有特殊的权
力。在召开商讨重大事务的“官员扩大会议”时，要有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四大林
（即功德林、丹吉林、策墨林、次觉林等四座大寺庙）的住持参加。形成决议后，需要地方政府和三大
寺共同加盖印章方能生效。
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宪法，西藏人民
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西藏自治区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
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
和地方事务的权利。西藏人民为获得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而政治热情高涨，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1988
年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据拉萨、那曲、日喀则、林芝、山南五个地市统计，参
选率达93.88%。为了使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参加选举，不少地方群众用豆子代替选票，他们同意谁，就在
那位候选人背后的碗中投进一颗豆子，谁得的豆子多，谁就当选。目前，以藏族为主的当地民族代表，
在全区县人大代表总数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2%以上。全自治区75个县（市、区）的现任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是昔日的农奴或奴隶。
为了保证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1959年西藏即成
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是进行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政治组织。政协的这种特点在西藏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西藏政协广泛吸收了藏族和其他民族各界人士参加。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不少是原西藏地
方政府的爱国僧俗官员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如昌都地区大活佛、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原西藏大贵族、地方政府噶伦、现西藏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杰等
。这些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在历届政协会议中，他们的提案涉及到民
族、宗教、文教、科技、卫生、农业、牧业、林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对于维护祖国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加速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推进改革开放
等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宪法，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早在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
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65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藏族代表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上层爱国人士
和宗教界人士。会议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广大农奴和奴隶砸碎了封建农
奴制的枷锁后，获得了政治平等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
赋予的权利，从1965年至今，已经制定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
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例如：《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西藏自治区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
《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关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
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为了使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目前，
西藏自治区共有藏族干部3.7万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干部
占干部总数的66.6%，在自治区一级干部中占71.7%，在县级干部中占74.8%。在旧西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
藏族妇女，也已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妇女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以上，现有5人任自治区一级干
部，38人任专区一级干部，232人任县级干部。西藏的干部队伍主体是翻身农奴和奴隶，同时也包括各界
爱国上层人士。即使对于参加过叛乱的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只要放弃反动立场，确有所长也给予适
当安排，使他们有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出力。
在司法活动中，西藏人民除了享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同等的法定权利外，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
法所规定的特殊权利。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与检察院必须保障藏族公民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藏族诉讼参与人，要使用藏语文检察和审理案件，法律文书要使用藏
文。”现在，西藏的各级检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员均由藏族公民担任。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8）
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后
，西藏各级机构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扬。现在，西藏人民在国家宪法和
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
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在西藏处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嘛尼堆。在
大昭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内外，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宗教活动
场所及设施受到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重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
年以来，西藏平反了冤假错案，相继恢复和新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拨专款两亿多元用于落实宗教政策，维修了建于公元7世
纪的大昭寺，公元8世纪吐蕃王兴建的桑耶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名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
伦布寺。为了维修布达拉宫，国家一次就拨款4000多万元。1984年，中央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
斤，白银2000公斤及大量珠宝，在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下，修复了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至今，西藏
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到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政府还多方设
法寻回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的佛像、法器等宗教用品，分发给各寺庙，受到广大僧人和群众的欢迎
。
近年来，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
西藏佛学院，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现有学僧近3000名。另外每年还推荐一定数量的
活佛、学僧到北京，进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198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档案馆保存的《甘
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赠送给自治区佛协，并资助50万元开办了拉萨印经院，几年来已印出1000多部
《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给区内外各藏语系佛教寺庙。1990年，自治区佛协又得到政府资助50万元，
在拉萨木加寺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诸实施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1985
年佛协创办了《西藏佛教》刊物。现在全区有3.4万多名僧尼。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
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的宗教界人士共有615人，他们参政、议政，同其他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
建设事业。
政府尊重和保护各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
统的办法转世传承。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了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对一年一度的拉
萨传召大法会，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和热振寺坝子等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前往斋僧
布施。群众婚丧嫁娶仪式中与宗教有关的习俗都受到完全尊重。
在西藏，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宗教、教派和寺庙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
间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同时，国家宪法也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
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对于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一律依法处理。近年来
西藏有一些僧尼被依法治罪，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如参加骚乱，危害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搞打
、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没有一个是因宗教信仰而被拘捕判罪的。
西藏佛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开展同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活动。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和一些寺庙，组织了宗教人士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和学术交流
；热情地接待了几十个国家前来西藏朝佛、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共计1万多人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很多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为国家和西
藏的建设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深受群众的敬仰和政府的尊重。与达赖喇嘛并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十世班
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分裂等斗争中，
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年元月圆寂。政府决定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修建十
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灵塔和祀殿，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
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
（以上均摘选自中国政府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未完待续。》
国新办请四名藏学家就西藏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2008年4月2日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请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中央党校教授胡岩、中
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藏研中心科研办主任廉湘民等四名藏学家就西藏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以下为本次答问的全文实录。
主持人袭艳春:
最近境外媒体对西藏问题都非常关心。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应国内外媒体的要求，请来了四位非常有
名的藏学家和大家见面，主要是就西藏有关的情况回答记者的提问。
下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位藏学家。这位藏学家是中央民族大学副院长喜饶尼玛先生，中央党
校教授胡岩先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先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
先生。为了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提问，我们今天没有开场白，但是我想先请这四位专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
和他们研究的方向，方便大家的提问。
喜饶尼玛:
我叫喜饶尼玛，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现在也是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我是藏族。
喜饶尼玛:
我现在仍在任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藏族近代史。
胡岩:
我叫胡岩，我在中央党校任教二十多年了，每个学期都有课。在座的可能知道，中央党校有两个少
数民族干部培训班，一个是西藏干部培训班，一个是新疆干部培训班。我教课也是我的研究方向，主要
是西藏近现代史和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扎洛:
我叫扎洛，我是来自青海的藏族。我个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西藏历史，偏重于中国西藏和南亚国家
的关系。在过去的八年来，我一直持续做有关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
廉湘民:
廉湘民，大家从我的名字可以看出来，我是一名湖南的土家族学者。我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担任科
研业务办公室主任职务，但是我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曾经当过编辑，同时我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历史研
究所从事过研究。我主要是研究西藏的历史，现在主要是做西藏当代的政治研究。同时，也讲一些课程
。
主持人袭艳春:
好，下面的时间留给记者朋友们。按照惯例，先请大家在提问之前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国日报记者:
请问廉湘民先生，有一种观点认为“3·14”事件是民族冲突和民族仇恨的产物，您是怎样认为的？
廉湘民:
我不同意说“3·14”事件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3·14”事件中，参与暴力事件的这些暴徒不仅
是针对汉族，不仅是针对其他少数民族，同样也是针对藏族同胞的，这我在上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已
经说过了。
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对这次发生在拉萨的严重
暴力活动事件都是强烈谴责的。我不仅注意到在拉萨，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人民对这些暴力活动进行谴
责，而且在我们藏学研究中心有大量的藏族学者，不仅有来自西藏的，还有来自其他藏区的学者，对这
次暴力事件也是进行谴责，强烈愤慨。
所以说，这次拉萨的暴力活动事件绝对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民族冲突。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些人
把发生在拉萨的这个事件说成是民族问题，说成是所谓的汉藏冲突，我想，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太了解情
况，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大家应该警惕。
因为藏族同胞和我们其他55个民族的同胞一样，都是希望祖国的政局稳定，希望中国的社会经济发
展，希望各民族同胞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谢谢。
扎洛:
这个题目跟我的研究有一些关系，我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一，藏区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藏族聚
居区，从经济形态上讲，藏族和回族在经济上是互补的。大家都知道，藏区很多人是牧民，牧民在经济
上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靠农业才能生存，因为牧民不种粮。汉族种粮，牧民有畜产品，他们之间
必须有交换的关系，生活才能延续下来。而回族人善于经商，在中间起一个沟通的作用。所以西藏的多
民族共处，实际上有个经济的互补性在里面。
第二，我们这个时代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人员的交流和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西藏也是一样的。在
这种情况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文化上的冲突和相互的适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多元文化共存成为
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这样一个时代，所有人都必须要学会跟其他的民族、跟其他的文化相处。我最近看
过一个美国的电影叫《撞车》，就是讲一个黑人、白人和亚裔人种之间因为误会造成的冲突，我认为这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人类学的案例来看待的。同样，在西藏这个地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各种文化背景
的人都会到西藏去，无论是旅游也好、经商也好。所以，这种时候，应该学会跟其他具有不同种族背景
、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西班牙埃菲社记者: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社会的动荡都有它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原因，你们认为这次拉萨的事
件是出于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呢？
喜饶尼玛:
“3·14”事件之所以发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经过煽动的事件。这里
面确实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达赖集团一直在叫着的“西藏独立”的问题。我们说西藏独立，有些
外国记者可能会觉得，达赖喇嘛现在没有说“西藏独立”了，可是您注意一下，他这里面提到的是“高
度自治”、“大藏区”，“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来实现西藏的“高
度自治”，这里面的“高度自治”是要改变西藏现行的制度，改变西藏现在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是
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喜饶尼玛:
这个“高度自治”同时也是很清楚地提出来，中国政府的军队撤出去，同时要回到过去的制度上来
。提到“大藏区”，就是包括现在西藏在内的，其他的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这些地区的藏族地区
都划在他所谓的“大藏区”里面，这在中国的行政区划的历史上来讲根本就没有过的。而且，在这个“
大藏区”里面，实际上就是想在民族之间造成仇恨。因为他所说的范围里，生活着中国很多的少数民族
，而在他们的眼睛里，这都是移民，这种民族仇恨如果起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安全稳定
，对世界的安全稳定都会造成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他想抓住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
他们讲的“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是“藏人最后的机会”里，这都很明确地说出了这次事件的
本质，深层次的东西，是想通过奥运会的机会来达到这种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赖集团讲了，“不惜流血，也要争取‘西藏独立’”，所以发生了“3·14
”事件，“3·14”的流血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
胡岩:
刚才喜饶尼玛先生提到的宣传民族仇恨问题，我们是有证据的。大家看最近西方出的一些书，达赖
说了多次，比如最近出的一本书里，一个记者采访他之后，记下了他的话，“六百万藏人都在恨中国人
”，说这样的话不是在挑拨民族仇恨吗？大家想，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一起共同建
设我们的美好家园，党和政府长期对各族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友爱、民族和谐的教育，
这位达赖喇嘛在境外这么多年来就向西方人进行这类煽动，从五十年代就提出要把“吃糌粑的人和吃大
米的人分开”，你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然，整个藏区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大家从各种媒体上也
看到了，这次参加“3·14”事件的有多少人？毕竟是少数人。我们西藏的各族人民，特别是今天来的还
有两位藏族的同志，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去年在国外也和我的英国朋友说起来了，你们没有更多的机会
去西藏，我是在西藏工作过几年的，我有很多藏区的朋友，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这种仇恨呢？现在说这样
的话，就是要在国内激起事端。
我喜欢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歌，《一个妈妈的女儿》，相信去过西藏的朋友们听到过，如果没有听
过，下次去西藏希望能听听，藏族的女同志，其他民族的女同志，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好听。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
请问四位专家，中国在谴责这个暴力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在西藏的政策，或者考虑做
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来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喜饶尼玛:
西藏拉萨发生的“3·14”事件，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达赖集团始终要坚持“西藏独立”，
始终要进行分裂活动。对这件事，中国政府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胡岩:
我从媒体上看到，这次事件是从西藏拉萨郊区的几个寺院开始的，所以我想到，可能我们也要考虑
今后对寺院僧人特别是年轻僧人的教育，我们多年来进行寺庙的爱国主义教育，恐怕今后还要加强法制
教育，尤其是让这些年轻僧人知道，什么事情作为一个僧人可以做，僧人首先是一个公民，你还有不可
以做的事情。你到街上杀人放火，这可以吗？世界上哪个宗教的信徒、哪个宗教的践行者可以做这种事
情呢？
美联社电视记者:
我的同事上星期去拉萨采访，在大昭寺的时候，有一些僧人反映，很多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宗教自由
，他们被关在寺庙里，不让他们说实话，不让他们跟记者见面。我的第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样解释大
昭寺里发生的这个事情？请问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很多民族学院发生了藏族学生出来支持这些活动
，您是怎么样解释这个情况？另外，民族学院也好，或者藏区的一些不是僧人的民众提到藏族文化没有
得到好的保护，很多青年上大学，不会写藏文，受的教育一直是汉族教育，能不能解释一下教育的情况
？谢谢。
主持人袭艳春:
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因为上礼拜我非常荣幸的陪记者去了拉萨采访，而且就在现场。
我只想说一句，如果您刚才说的是属实的话，那么这些僧人当时怎么能够出来陈述他们自己的观点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我还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我注意到美联社的报道里提出，当时我们的工
作人员希望带他们离开现场。实际上在僧人出来和记者见面的前十五分钟之内，我和在场的工作人员没
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给了记者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他们和僧人进行对话，十五分钟之后，因为下面还
有其他的采访内容，我们才提醒记者时间到了，要继续进行其他的采访。
下面两个问题请我们的专家来回答。
喜饶尼玛: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中央民族大学的关注。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是中央民族学院，我要澄清一下，中央
民族大学早在1993年就由中央民族学院改成中央民族大学了。要感谢您对中央民族大学的关注，所以我
简单地把中央民族大学的情况说一下。中央民族大学1951年建立的，建立之初就有藏族的学生在里面学
习。在这个学校里生活着中国56个民族的师生，他们都在学习着各自的语言。国家给予了中央民族大学
很多支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高校里实行的“211工程”，就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一百所重点大学，这个项
目在中央民族大学实行了。同时还有国家实行的“985工程”学校，要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一流的大学，中
央民族大学也是在这“985工程”项目里的，所以可以看出，国家对民族学校的支持。中央民族大学设有
藏学研究院，就是学习藏语言文学的。在这个学院里，藏族学生学习藏语言文学，还有其他民族的学生
也在学习藏语文。这在中国其他学校也有，刚才您提到了民族学院，他们也都设有藏语文的课程因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就有一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所以在各
个民族学院都有学习藏语文，西藏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在西藏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学
习费用，很多的学生都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从过去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已经到了今天的96%，
所以给藏族学生学习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了。
如果我刚才说的还是文字上的东西的话，我想说我，我在这里坐着呢，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
，也是博士生导师，也是教授，我是从四川甘孜一个很偏僻的县到北京来上学的，我们家五个兄妹都是
大学生，包括我，还有一位是学习藏语文的，我想这个例子可能可以说明你提的问题。
您刚才提到的民族院校里藏族学生的事，我也回答一下，其他学校我不了解，中央民族大学没有您
说的那种情况，“3·14”晚上确实有一些学生因为得知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所以心里感到不
安，采取了静坐的形式，祈求安宁。中央民族大学是56个民族师生在一起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所以为了
保证校园的正常教学秩序的进行，我们的老师们和学生进行了沟通，沟通以后，学生很快就回到了宿舍
。
再补充一句，这些事没有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一切工作都在正常进行的，而且到现在
，所有的藏族老师和学生们对西藏发生的“3·14”事件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路透社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所有的专家都可以回答，现在的达赖喇嘛去世以后，下一届的达赖
喇嘛会怎么样产生呢？由什么样的过程产生呢？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政府和西藏佛教的人士会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流浪国外的藏民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第二个问题请问扎洛教授，您刚才讲了，在历史上
，在这些藏民区，藏民、回民和汉民形成了互补性的关系，会不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这些
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说，藏民就业方面和增加收入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对各民族的就业状况、
贫困状况和收入状况，您有什么能说的？
廉湘民: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藏传佛教在西藏产生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了。其中藏
传佛教中间又分有很多教派，目前主要有四大教派，一个叫萨迦派，一个是噶举派，还有宁玛派，另外
还有格鲁派。还有一种说法，把西藏传统的本教也说成藏传佛教的教派，这样就有五大教派了。其中格
鲁派是藏传佛教里的一个教派，在格鲁派里面，有很多的活佛转世系统，其中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是
其中之一。大家知道，现在的达赖喇嘛是第十四世，法名叫丹增嘉措，他前面还有13个达赖喇嘛。在格
鲁派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从十五世纪初产生一直到现在，活佛转世有一整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另外，从五世达赖以后，每一世达赖的产生，都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既然关于达赖喇嘛转世有一整
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我们要充分尊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整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本身。出于
人道主义考虑，我不愿意假设现在这位达赖喇嘛的去世。至于将来怎么办，大家如果看一看他们的宗教
仪轨和历史定制，看一看广大群众的愿望，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吧。我也很想就这些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
给大家一一详细介绍，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了，欢迎大家以后就这些问题跟我进行交流。谢谢！
扎洛:
非常感谢你关注西藏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
最后的落脚点是在藏族人民生活改善的层面上来。首先我想介绍一下，现在西藏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课题组，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进了大概120个村子进行社会
调研，虽然感觉不是非常全面，但是基本上对西藏目前的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了解。
我想，西藏农民的收入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农业收入。尽管西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
是农业收入依然是他们经济的主体。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变化，商业的成份或者市场化的成份不断增加
。藏族一直都有一些商业的传统，但是原先的市场化主要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去市场交换。但是现在有
一些变化，无论种田也好，养牲畜也好，有市场利润的导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传统经济有了一些变
化。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在藏区有很多的地方开始有短期育肥羊，把羊买来，用饲料几个月以后，羊的
体重有了很大的增加，就卖出去，并不是原有的饲养方式，而是完全为了市场。同样，我们看到，青藏
铁路修通以后，西藏农产品在内地也很旺销。我曾经到拉萨去过一个菜籽油厂，因为有检测，西藏的菜
籽油跟内地的不一样，有很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以前的成本很高，现在青藏铁路修通了以后
，成本降低了，所以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对西藏的农产品有很好的需求。这种时候，以前传统的农民
家里可能会种很多种农产品，比如说油菜一部分、土豆一部分、青稞一部分、小麦一部分，现在不这么
种了，集中种油菜，因为销路好一点，种油菜不是满足自己需要的种植方式，而是有一种市场导向，通
过货币再来购买自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尽管农业生产依然是主体，但是跟传统相比已经有了一
些变化。
第二部分，采集业对西藏农民的货币收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有名的是虫草，在西藏牧区广泛有
这些东西。另外，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松茸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蘑菇，是市场价格比较高的。当然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药材等等。采集也受市场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大。但是最近这几年，虫草
和松茸价格一直在持续攀升，对农民的货币收入影响也是很大的。
第三部分，非农就业，过去十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投资很大，这些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
设的领域中间。
第四部分是服务业。西藏现在确定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西藏旅游业的依托是传统的民族文化，
所以利用传统的民族文化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这是西藏正在发展中的产业。这也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旅
游业需要很多的服务人员，也需要很多的民俗表演，吸纳了很多西藏的农民。还有传统的行业这些年恢
复得比较快，比如说西藏昌都县的噶玛寺，是传统的藏区手工艺的流派之一，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这
个寺院和周围的一些村子，这些年来手工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在好几个村子做调研，几乎所有的
人家都从传统手工业行业受益。目前在四川的阿坝、甘孜这些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去做一些佛像、
给人家盖房子，做一些雕刻、做一些木工活的都有。
很多国外的媒体也曾经到我们所里来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当中，西藏的农民的收入是不是被
边缘化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刚才讲的第一
和第二部分，不会有人跟藏族人夺这个饭碗。新兴的行业中间，非农就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藏族
人的参与程度，还有服务行业中间藏族人的参与程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现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我
们做过很多包工队的调研，其中大体上的一个格局，四川的老板比较多，他们一般会带着相对比较高级
的技术工人，比如说工程师，都是从四川带来的，但是再往下走，比如说普通的打工者，多半都是藏族
。我做过调研，他们去了之后，图纸和技术工是看不到的，因为藏族传统的建设技术就是盖一个两层楼
，已经是很不错的技术了。但是我们要盖高楼，传统的知识是不够用，必须有一套建筑的图纸才能盖十
层的高楼，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技术工人也好，都有一个学习
的过程，并不是说来了之后给了钱你就能承担各种任务，这是不符合规律的。
藏族人应该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的。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在藏族人擅长的一些领域中间，其实藏
族的企业家也是很多的，也有很多的汉族或者回族，内地去的人在给他们打工。所以现在的格局是这样
的状态，而不仅仅说藏族人被边缘化了，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而应该看到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
层次上吸纳就业。
廉湘民:
我补充一点。刚才那个记者问到的，会影响中国的稳定和全世界的问题，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大量的证据可以看到，发生在拉萨的这一起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暴力事件，因为把人烧死，甚至把八个
月大的婴儿都烧死，把无辜的平民拉过来就打，把学校都烧了，这是非常典型的暴力事件。对于这种暴
力事件，我们如果把它说成是一种“和平的游行示威”，说成是一种“和平的抗议活动”，如果认可这
样一种说法的话，对全世界来说就会造成一种基本价值的混乱。一旦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基本价值混
乱的话，那么不仅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全世界各地也好，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难
道我们都把它说成是“和平”的？这势必会引起全世界的混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拉萨的这个事件
，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对待它，而采取双重的标准，或者其他的标准，势必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稳定。从
这个角度来看，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是暴力活动就是暴力活动，绝对不
能把暴力活动说成是“和平的抗议示威”，我不能说全世界人民，至少从我一个学者的角度，一定要实
事求是，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
主持人袭艳春:
时间关系，最后一个机会，今天有没有日本的记者要提问？
日本共同社记者:
刚才几位专家们都说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暴力性活动，我当然也是同意、赞成这样
的看法，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还有其他国家，都会这样。我的问题是，3月14日之前，3月11日、12日
，也发生非暴力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僧侣被抓住了，我还不知道，是所谓的和平示威游行，据
我所知，是非暴力行为，如果说绝不能允许暴力行为，而尊重和平行为的观点来看，从3月10日到3月11
日发生的一系列的运动，还有被公安部门抓获的僧侣，你们怎样看待他们的运动？从传统的藏民心态来
看，3月10日到14日的一系列行动，应该怎样了解？
廉湘民:
我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位记者也承认，3月14日的活动确实是暴力活动，但是刚才问的是从3月
10日到13号的这些活动是不是暴力活动。我说，从3月10日到13号，主要是3月10日和11日，我们注意到
，这些活动主要是一些哲蚌寺的几百名僧人下山。这些活动是不是和平的示威活动呢？我想，中国是一
个法治国家，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应该通过合法的手段。
关于游行示威活动，中国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些僧人是不是通过了合法的程
序，如果他们确实经过了法律程序，才集体下山，我想他们就是和平的示威活动。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经
过这个合法的程序，至少可以肯定，这是非法的活动。因为这牵涉到一些僧人，我就想谈一些看法，比
如说达赖喇嘛经常说要和中国领导人谈判。大家都知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先生，是一位宗教
人士，一位宗教人士要和中国政治领导人谈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不是可以看到，他还是把自
己也当成一个政治人物的？因为在历史上，在1959年以前，达赖喇嘛确实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人物。他长
期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人物，不仅从事一些宗教活动，也从事政治活动。而他1959年流亡国外以后，也
不断地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宗教人士为什么不安心宗教活动，而热
衷于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呢？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政教合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中国西藏，政教合一
的时代也早已经过去。我们希望宗教人士就应该从事宗教人士的活动。因为政治可以由政治家们去承担
。我注意到，这次事件中，有许许多多的僧人也在从事这种政治活动，我对此也觉得不能理解。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劫难》，专门研究1947年，也就是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政
教合一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当时的活佛和僧人的。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把曾经担任西藏地方摄
政的一个著名的热振活佛害死了。拥护热振的一些色拉寺的僧人感到非常不满意，就起来抗议。当时的
西藏地方政府派军队包围了色拉寺，并且把色拉寺一些地方都破坏了。所以我认为，西藏的政教分离是
历史的进步。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会造成许许多多的悲剧。而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先生现在还在搞
政教合一，这是和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的。
我愿意看到，宗教人士在寺庙里学习佛教经典，继承藏传佛教的良好传统。我也很喜欢跟藏传佛教
的人士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但是，对像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先生等等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僧
人大量参加这种政治活动，我是不敢苟同的。我想说，西藏的政教合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
想在西藏继续恢复政教合一，是会遭到包括西藏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的。谢谢大家。
据4.2.中国网
达赖集团操纵“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内幕
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不禁要问：在西藏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暴力犯罪，究竟是谁在煽动这一暴力事件？
连日来，经过公安等部门的初步查证，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而是与达赖集团策划组织指挥的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密不可分，是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铁一般的事实表明，“3·14”事件是达赖集团及其“藏独”势力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
的。无论他们怎样伪装，都改变不了这不争的事实。
“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出笼”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3亿中国人以自己的实践创造
了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奇迹”。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年，这一国际性体育盛会的举办，更是使全
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
此时，流亡海外40多年的达赖集团也将“更为关切”的目光投向这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机会，这
是“一次最后的机会”，决定在境内外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图谋“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
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
——2007年5月，达赖集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达赖“流亡政
府”首席噶伦桑东出席会议，会议通过《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奥运会运动”计划。
——而后，在美国的“藏独”组织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达赖集团高层一起进行研究，
达成一致意见，认为2008年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利用奥运会前的“有利时机”，
在境内藏区全力动员组织闹事。
——2007年年末，为落实“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研究具体措施，“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
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藏独”组织在印度召开会议，提出了“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国
人退出西藏、释放所有政治犯”等多项诉求，并妄称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满足其提出的要求，就将在境内
外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为此，要建立流亡藏人和境内藏人的联系网络，在境内组织协调一致
的对抗活动。
——2008年1月4日、1月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藏人民
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传播，他们竟不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称
“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继承西藏独立自主的地位是西藏民族的神圣历史职责”，称“二十
世纪中国共产党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活动”，提出“尽快邀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共产党撤出西藏”“
未解决西藏问题前，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等所谓“建议”，并称“西藏独特的宗教和语言、习俗等文
化正处于完全灭绝的严峻时刻”，称“将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
义运动’”，妄图使这一运动成为“西藏自由斗争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为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藏青会”等组织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
长嘉日多玛、“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等授课，宣讲“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传授实施
暴力恐怖活动的具体方法。
2008年2月3日至10日，达赖借在印度“哲蚌寺”讲经、主持开光仪式、举行“大威德灌顶法会”等
宗教活动之机，煽动“虽然西藏人民正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内心却向着另一方。”
达赖集团还拟订了行动计划：组织自3月10日开始的从境外到西藏的“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开展包
括西藏藏人在内的全球大起义，要求“全世界的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开展“
自由火炬接力”“全球火炬接力”和“全球行动日”等活动；组织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发起绝食和大
规模抗议活动。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达赖集团抛出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目的就在于破坏我安定团
结的社会形势，利用奥运会向我国政府施压，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起义’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以武装暴力的形式，推翻现政权。”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试问
，有哪个国家，可以允许这样挑衅中央政府的‘起义’？有哪个政府，可以容忍这样肆意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的行为？”
达赖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脱不了干系
3月10日起，在达赖集团的精心组织和“导演”下，“藏独”分子在境内外实施了一系列行动。
在境外——
3月10日，达赖在照例举行的纪念“西藏抗暴起义49周年”活动上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
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
同一天，“藏青会”等组织举行了“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启程仪式，从印度达兰萨拉出发向西藏行
进，后被印度警方阻止。
3月10日拉萨暴力事件发生至今，我国18个驻外使领馆遭到“藏独”和国际“援藏”组织人员暴力冲
击。
3月15日、3月20日，“藏青会”等又继续组织两次“和平挺进西藏行动”。
在境内——
3月10日下午，拉萨哲蚌寺约300名僧人无视国家有关法律及寺庙有关管理规定，企图进入拉萨市区
制造事端；此后几天，拉萨又有部分不法僧人多次企图上街滋事；3月14日，一些不法分子在拉萨制造了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从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个藏区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50起，闹事过程中，许多
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人民群众伤亡，数千间房屋被烧毁。
“今年3月份以来在境内外出现的一系列‘藏独’事件，都是按照‘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路线
图’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
事实证明，达赖集团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直接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在培训班上鼓动学员说，达赖喇嘛是“大起义”的精神领袖、激
励力量，引导着这次行动。
——“3·14”拉萨事件发生当天，达赖即发表声明称：“这些抗议是西藏人民对当前统治方式的刻
骨仇恨情绪的发泄。”
——3月16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拉萨抗议是中国多年来在西藏有意或无意推行文化清洗政
策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动用军队镇压此次行动，但拉萨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将决意抗争到底。”
——3月下旬，达赖召集“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
应对藏区形势。
事实证明，达赖集团和拉萨暴力“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直接相关：
——拉萨事件爆发后，“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此次“
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要求予以全力支持。会议对“流亡政府”“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外交
与新闻部”“财政部”等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为进一步加强对“大起义行动”的指挥和协调，达赖集团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
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
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
——3月22日，“西藏流亡政府”就“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发表致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声明，坚称“
这次发生在西藏的和平起义非常伟大、光荣，且具有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了西藏民族的精神与勇气”“
为了我们藏人应得的幸福，要按照我们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作出的指示行事”。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组织“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达赖集团“安全部”准备了专项经费
，用于在境内藏区开展活动。
3月11日，达赖集团“安全部”召开小范围庆功会，向“3·10”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颁发了奖金，有
“官员”称，“‘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才刚刚开始，下一步将陆续开展各种活动。”
3月14日，“流亡政府”召开各部门会议，责令“安全部”继续在藏区挑起事端。
3月17日，达赖集团成立“紧急营救西藏特别高层委员会”，由“安全部”噶伦负责。主要任务是将
参与西藏闹事的骨干转移到达兰萨拉；将公开闹事活动转为暗中的“宗教”活动，继续和中共对抗。
“这一切，正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安排的所谓‘暴动日’计划，也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大起
义运动’的既定计划安排。”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铁的事实充分证明，达赖所称“不参与、不支持暴
力活动、分裂活动”的言论，不过是企图迷惑世人的谎言。
“3·14”事件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
境外达赖集团传送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达赖2008年“3·10”讲话复制件、达赖
集团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现场照片、与达赖集团“流亡政府”“安全部”联系的电脑设备……
这是在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一名骨干分子的住宅中，依法
搜查到的一件件铁证。
3月15日，这名骨干分子因涉嫌接受达赖集团指令，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参与拉萨“3·14”严重打
砸抢烧事件，被依法刑事拘留。
证据表明，自2006年11月，这名骨干分子与达赖集团“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联系，并
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在境内建立地下情报网络。这名骨干分子与该官员建立联系后，根据其授意，先后在西藏物色
了12名关系人，建立了严密的地下情报网络。为确保信息传递安全、保密，他们在彼此联系时使用化名
，在联系过程中使用暗语：如将“达赖”改称“叔叔”，“雪山狮子旗”改称为“裙子”，“闯关入境
的境外僧人”改称为“客人”等。
——从事情报搜集活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这名骨干分子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先后与该
官员联系36次，对方向其通报达赖集团境外活动情况，下达搜集情况的指令。这名骨干分子按照指令，
使用化名和暗语，先后与其12名关系人联系200余次，搜集所谓“境内僧人抵制揭批达赖”“西藏猎杀动
物”“西藏生态环境被破坏”等情况，通过互联网发向境外，并接收境外有关达赖喇嘛的活动动态，制
成光盘，在西藏拉萨等地散播。
——从事民族分裂宣传活动。2007年，达赖集团组织所谓“和平挺进西藏”活动时，在达赖集团“
安全部”的指使下，该骨干分子与其关系人共同向达赖集团写了声援信，交给这名官员。达赖集团对我
国《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攻击文章由该官员交给这名骨干，复印后在拉萨三大寺散发。2007年10月，
达赖集团再次派人送给这名骨干分子有关达赖在美国获奖信息的光盘，该骨干复制后交给关系人在社会
上散发。
拉萨“3·14”事件前后，双方联系更加密切频繁。期间，达赖集团“安全部”某官员向该骨干分子
发送《“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等，这名骨干分子将上述宣传品复制，在拉萨散发。拉萨发生
打砸抢烧事件后，这名骨干又指挥其情报网络多方活动，搜集相关情况报告给达赖集团。
这名直接参与组织策划实施“3·14”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对与达赖集团这名官员建立联系，并在其授
意、指使下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我国公安机关抓获了一批与境外达赖集团有联系、参与组织策划实施“3·14”事件的犯罪嫌疑人，
初步查明了达赖集团“安全部”重要官员在境内的活动网络。
铁证面前，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煽动和鼓动“3·14”事件的阿旺朗吉松口承认秘密从事分裂活动20
余年——1989年，时为哲蚌寺僧人的阿旺朗吉因参与拉萨骚乱被依法惩处。“3·14”事件前后，阿旺朗
吉和暴徒“来往”异常频繁。面对其他暴徒分子的指证，他终于承认：“我在拉萨堆龙德庆县开了5家杂
货店，店里聘请的布勇、索巴等6名服务员都是刑满释放人员，主要就是从事分裂活动。”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达赖集团发布指令的重要渠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
议书》、行动计划和部署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此外，达赖集团与境内“藏独”分子勾结还出现了新的渠道：首先利用通讯工具和网络进行简单的
联系，约定时间收听“美国之音”藏语频道，利用一些暗语传达境外的指示、通报境内的相关动态等。
达赖集团为了扩大暴力事件的影响，专门派出骨干分子潜入境内，散布谣言，用钱收买不明真相的
人，上街进行打砸抢烧。来自林芝地区的卓玛后悔地说：“15日下午我们近50人在雪新村抢砸了好几家
商铺，我还赚了好几百元。16日下午，我们60余人又在雪新村岔路聚集，一个不认识的人就告诉我们行
动的路线，可是我们刚打了几个人，就被抓了。”
拉萨事件发生后，境外分裂势力频繁给四川甘孜藏区联系人打电话煽动“把事件搞大”。证据表明
，境内外分裂分子近期不断向甘孜地区散发、传播反动书籍、光碟和画像，散布谣言，煽动性极强，不
断派遣和指令境内外人员组织串联，策划和鼓动在甘孜实施分裂破坏行动。2月中下旬以来，成都海关查
获大量从印度寄往甘孜各寺庙、村庄等地的“藏独”宣传品。最近，“藏青会”还发布了在甘孜境内长
期开展“游击斗争”的指令。
种种事实，揭示了暴力事件的组织性：
“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时，凡是门口悬挂哈达的商铺都“幸免于难”，而其他一些在门口做了
“大起义”英文缩写“Ｔ·Ｇ·Ｃ”标记的店铺则被洗劫一空，甚至付之一炬，“以纯服装店”5个花季
少女更是葬身火海。暴徒们“声东击西”、“多点出击”，在更大范围内打砸抢烧，进行破坏。
3月14日和15日，甘肃省夏河县发生了游行打砸等事件，据现场照片显示，几乎游行人群中都有几个
核心人员，而这些核心人员都有一个鲜明的外在标识：或者头缠黑带，或者手持黑带，其中胳膊缠着黑
带的不是举手喊口号，就是手持“雪山狮子旗”，有的手持棍子。
…… ……
就连海外媒体都看出了“端倪”：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称，奥运年给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加紧行动的机会……从最初发生
的示威活动的时机、协调性以及大胆程度来看，显然要比1989年那次行动更有计划。迄今为止，达赖喇
嘛没有做出任何旨在阻止示威活动的努力。
——《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说，拉萨发生的事件令一些观察家大感震惊。专家倾向
于认为，这是外部精心策划的一起挑拨中国的行动，其主要目的是破坏共产党政权与西藏人之间的有效
对话，制造更多的仇恨和冤屈，让尽可能多的人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
…… ……
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发生在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事件，就是达赖集团组织的“西藏人民
大起义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达赖集团及其“藏独”势力一手操纵的。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希望世人对达赖集团及‘藏独’势力组织的各类活动保持高度关注。谎言
掩盖不了真相，事实终将进一步揭穿达赖集团阴谋分裂国家的真面目。”
据4.1.新华网
西藏达赖集团打砸抢烧罪行实录
评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
3月14日疯狂暴徒在拉萨打、砸、抢、烧制造的冲天火光和滚滚浓烟已经散去,而近来达赖却又在全球公
众和世界舆论面前散布着谎言——“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们
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通过和谈得到解决,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建设方面可以受惠”,“
我们非常真诚地为整个藏民族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
满了期待”……
真的如达赖集团所言,他们关注的只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吗?达赖集团真
的愿意放弃暴力破坏,真心实意同中央政府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吗?达赖集团真的“愿意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家庭一员”,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吗?
诚如此,达赖集团操纵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实施“暴动日”计划又如何解释?达赖集团“安全部
”在西藏建立地下情报网络,秘密进行勾联和颠覆活动又如何解释?达赖集团在寺庙中藏匿大量进攻性武
器又如何解释?3月14日乃至此前几十年里达赖集团在不断制造的暴力事件中一直打出“雪山狮子旗”、
叫喊“西藏独立”口号又如何解释?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世人:“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一直不变的政治纲领,是达赖集团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
达赖集团聚合旗下各种分裂主义组织和势力的精神纽带,是达赖集团从事各种分裂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产生与存在的基础
连日来,经过公安等部门的初步查证,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与达
赖集团策划组织指挥的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密不可分,是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达赖集团及其“西藏独立”势力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是达赖集团通过暴力破
坏,制造危机、分裂中国,寻求实现“西藏独立”的一次重大行动。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50年代,看一看达赖集团是如何形成、“西藏独立”是如何形成的。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历史翻开了
崭新的一页。但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分子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叫嚣要“采
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不断策划实施叛乱的活动,谋取“西藏独立”。
1959年初,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纵容下,西藏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约七千多名叛乱分子窜入拉萨,西
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上层认为同中央决裂的时机已到,于3月10日公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
乱。
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逃亡国外。逃亡途中,3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在西藏山南
的隆子宗(今隆子县)代表达赖宣布:3月10日“宣布西藏独立了……现在准备把译仓(西藏地方政府机构)
、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也搬到国外去。暂时拉萨无法作为国都,决定隆子宗为国都并称为玉结隆子。”4
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的提斯浦尔后,发表鼓吹“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的声明》。随后,达赖又在印度
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并颁布了“宪法”。由此,达赖集团正式出笼,一个以“西藏独立”为政治
纲领的分裂主义集团正式出笼。
40多年来,达赖集团分裂祖国、图谋“西藏独立”从来没有改变过。近年来,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曾公开
说:“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也曾表示,“只要是为了我们的
事业,我们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
青藏雪域高原,自古以来便是中华各民族和谐相处、血脉相连的共同家园;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地处要冲的西藏,便为殖民主义者所觊觎。在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从海上多次入侵我国的同时,先后两次越过喜马拉雅山,入侵我国西藏。英
帝国主义企图完全控制西藏未果后,转而千方百计地扶植西藏上层的亲英分子,策动、操纵他们进行“西
藏独立”、分裂祖国的活动。
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英俄同盟条约》,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2年,英国
利用民国初建、政局混乱之机,提出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遭中国政府拒绝。1913年,英国别有
用心地组织“西姆拉会议”,在会前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鼓吹“宗主权”具有“独立”的含义,并首次提
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拒绝。英国代表随即抛出所谓划分“内藏”、“外藏
”的“折衷”方案,企图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
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再次遭到中国政府拒绝。
早年,达赖也曾指出:“帝国主义利用西藏人民反对满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情绪,进行各种诱骗和挑拨,
企图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而处于他们的压迫和奴役之下。”但后来,他却背叛了自己的这一说法,转而向
帝国主义寻求“西藏独立”的“历史依据”。
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达赖集团也随之不断调整其策略、手段。但万变不
离其宗,分裂祖国、图谋“西藏独立”一直是达赖集团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始终追求的目标和梦想。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聚合各种分裂势力的精神纽带
1959年3月29日,达赖随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并于1960年初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
“流亡政府”迁到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这个地处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小镇,从此成了“西
藏独立”的指挥部。近50年来,达赖集团的各种分裂势力在这里聚合。他们聚合在“西藏独立”的旗帜下
,“西藏独立”成为达赖集团聚合各种分裂势力的精神纽带。
为了实现“西藏独立”,在达兰萨拉,达赖集团建立了一整套等同于独立国家的机构。1960年9月达赖在这
里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大西藏国政府”,即所谓“西藏流亡政府”,自己任“国
家首脑”,“西藏流亡议会”也同时成立。1963年达赖在这里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大西藏国宪法”。此外
,还确定了“大西藏国国旗”、“大西藏国国歌”、“大西藏国地图”等。
1991年,达赖集团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将“西藏独立”奉为宗旨,在这部新修订的所谓“宪
法”中规定“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坚持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
人国家”。这与1963年达赖主导制定的“大西藏国宪法”中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达赖喇
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使高层喇嘛理所当然地出
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进一步强化了达赖作为政教领袖对“西藏流亡政府”所有重大事务的
最后决定权。
达赖集团不断强化“流亡政府”机构。达赖集团于1959年4月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设“教育
部”、“外交部”、“财政部”、“宗教部”4个机构,而2006年9月组建的第十三届“流亡政府”,却设
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
全部”等7个部门。达赖集团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
在其重要节日、会议及国外藏人学校开学典礼等活动上,他们唱“大西藏国国歌”、升“大西藏国国旗”
、向“为‘西藏独立’事业而献身的勇士和英雄”默哀,以教育、灌输民族仇恨心理和“西藏独立”思想
。达赖集团出版的《西藏时报》、《西藏杂志》、《西藏通讯》等刊物和书籍,最为热衷的,便是鼓吹“
西藏独立”,向青少年灌输“西藏独立”观念,培养仇视中国的心理。
在“西藏独立”理念的驱使下,“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协会”、“自由学
生运动”、“九·十·三”、“西藏国家民主党”、“国际援藏网”等达赖集团下属组织相继滋生,相互
勾连呼应、彼此分工协作,在境内外掀起一波波“西藏独立”的浪潮。
2007年年末至今年3月中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达赖集团及其“西藏独立”组织策划和实施了“西藏人
民大起义”、“和平挺进西藏行动”、暴力冲击多家中国驻外使领馆、在拉萨等地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
事件……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追求和梦想的终极目标
自从1959年发动叛乱以来,达赖集团和其旗下的各种分裂组织和势力就一直在“西藏独立”的纲领下聚合
、行动。
在达赖集团早期阶段,武装暴力活动是其从事“西藏独立”的主要手段。1957年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成立的
“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及1958年组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在多次武装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62年,
达赖集团成立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至今仍有一万人的编制。
1970年,“西藏独立”分子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此后,“藏青会”成为达赖集团组织暴力活动的最
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部分成员借此逐渐进入“西藏流亡政府”的权力核心。现任“西藏流亡政府”
首席噶伦的桑东即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调整对华政策,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有所减少。尼泊尔、不丹等国采取措施,打击危
害其社会安定的“西藏独立”武装势力,1974年尼泊尔政府消灭了长期活动在木斯塘地区的“四水六岗卫
教军”。武装活动及生存空间受到限制,迫使达赖集团调整策略,降低“西藏独立”的调门。达赖主动表
示希望与中央接触,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早日结束流亡生涯。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联社记者
时表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这开启了中央与达赖接触商谈的序幕。同时,中央政府还邀请达赖派团回国参观。
然而,事实证明,达赖集团结束流亡回国是假,寻机谋求独立、分裂祖国是真。
达赖的参观团在藏区不是参观、探亲,而是利用一切机会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宗教狂热、刺探境内情
报、散布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公开鼓动“西藏独立不能只挂在嘴边,要记在心上。”并将搜集到的所谓
“西藏阴暗面”通过国际舆论炒作,攻击中央的西藏政策。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达赖集团再次意识到有机可乘,在1987年提出了似乎是“半独立”的
“五点和平计划”,于1987年和1989年两度在拉萨策划组织大规模骚乱。1989年达赖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
下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连同其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让他兴奋不已,重新恢复了“西藏独立”真面目。
1991年他说,“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一个独立国家”;1995年他预言,“中国可能发生分裂、瓦解和全
面崩溃”,“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
近年来,达赖高唱“和谈”,大谈所谓“中间道路”。同时,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攻击,捏造所谓“
西藏环境遭到破坏”、“西藏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面临灭绝”、“藏族成为西藏地区少数民族”、“西藏
人权得不到保障”等伪命题,妄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达赖也从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摇身一变成为
“人权卫士”、“环保主义者”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者。
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二者紧密相联。其中,“大藏
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达赖所宣称的“大藏区”,总面
积超过240多万平方公里。从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看,他所鼓吹的“大藏区”从未有过,毫无历史、地理、
文化依据;从宗教上看,达赖仅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
、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当年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除藏族外,青藏高
原地区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二十多个民族世居于此。因此,“大藏区”纯系无稽之谈。
而达赖所谓的“高度自治”,则意在改变中国现行有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改变中国的国体与政体,
改变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
在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各族人民努力下的西藏日益和谐繁荣,达赖集团愈发焦虑,在高调鼓吹“非暴力”
、“和平”的同时,加紧向西藏渗透,策动暴力恐怖活动。今年初,7个“西藏独立”组织在印度散布《“
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又一次宣称“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继承西藏独立自主的
地位是西藏民族的神圣历史职责”,“将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义
运动’”,要将这一运动作为“西藏自由斗争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达赖一方面声称其“绝对没有”“在藏汉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另一方面又表示“西藏人民处于慌惧
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达赖一方面“保证”:“绝对没有分裂西藏”的图
谋,另一方面又称,半个世纪前“西藏当时是一个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达赖一方面说“我一开始就支持
给予中国主办奥运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另一方面,又煽动“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
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并呼吁有关国家把所谓“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联系起来;他一方面极力撇清
自己与拉萨暴力事件的关联,另一方面又说“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
,当“藏青会”叫喊“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恢复西藏的独立”时,他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
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
听听达赖近年来发表的讲话,类似前后完全矛盾的言论俯拾皆是。在这些看似混乱的言辞背后,恰是达赖
集团分裂中国的内心独白。据4.7.光明网
西藏图书馆恢复正常开馆
西藏图书馆恢复正常开馆
纵观历史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密切联系。以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密切联系。以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密切联系。以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密切联系。以
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
到唐朝（公元６１８—９０７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
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
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６４１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
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８２３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
１３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
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
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１２９０年，一
名万户长叛乱，元朝中央派遣这位王子率军入藏平息。
１３６８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
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
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在位），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
“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
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内还保
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
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１５８７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１６４４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１６５３年、１７１
３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
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１７１９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
，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
度，建立新的制度。１７９３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驻藏大臣代表
中央政府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
手续；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３０００人，另从内地调驻西藏各地官兵１４００多名；决定在西藏
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达赖喇
嘛、班禅额尔德尼每年的财务收支，由驻藏大臣稽查总核； 西藏差役由全社会平均负担。贵族和大寺庙
中实有劳绩可受优待免除差役者，须经过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核准发给执照；凡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
听候驻藏大臣衙门审批；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设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
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噶伦不得与外方
通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对犯罪
者的处罚，都要经过驻藏大臣审批。
１９１１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１２年３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１９２
７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并于１９３１年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
尔德尼均派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国民会议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总纲第一条规定：西藏是
中华民国的领土。
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
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
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
据4.3.新华社
千年回首：西藏主权归属大事记
西藏地处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
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
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
的条件。
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
行政区域。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1644年,清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1653年、1713年清朝皇帝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
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
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
定。
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同时,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从内地调驻西藏各地官
兵1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中央派驻的官员管辖，并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
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从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
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同年,北洋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民国三年改为蒙藏院,隶属国务院),任命贡桑诺布为
总裁。
1912年8月10日,为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北京政府颁布《中华中国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
法,规定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
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并于1931年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均派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国民会议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总纲第一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
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的行政机构堪布厅的代表,还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
。
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
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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