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从1923年创刊开始，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以人物为主，它们代表着当时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

     封面中国人物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利正处在颠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罗瑞 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多人次。

　　从个人出现次数的统计排序来看，中国人物也颇为重要。毛泽东，12次，名列第12；蒋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来，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前。

　　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列努斯统计，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现过4次或4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3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12位女性。

　　邓小平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现象。

　　卢斯及其创办的《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20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封面上的吴佩孚

     “中国最强者”亮相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GENERAL WU（吴将军）“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贴。吴佩孚——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的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说，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24年。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

     1927年4月4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GENERAL CHIANG KAI SHEK（蒋介石将军）……rose out of the Sun-set（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100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3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 颗白色太阳。（《时代》，1927年4月4日）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向世人炫耀：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出了一副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却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2000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1934年3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溥仪的皇帝梦

    战火硝烟中，蒋介石马不停蹄加紧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这时，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却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就是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3月5日，他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30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尽管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如同世界其他被废黜的皇室、王室一样，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鲸须汪”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52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风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的3年间，有3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截至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二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不过，1935年《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这无疑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红星在西方闪耀

    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9页上发表。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瘦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到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卢斯1945年10月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中国大陆行。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此次重返中国，该是卢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最值得关注的应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面，几年后，随着中共取得胜利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1945年8月20日报道日本投降的《时代》封面

     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居然没有像通常一样安排一个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上了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作者：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