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的作品里，忠君显然从属于爱国的主旨。因为围绕如何挽救楚国的危亡，使楚国强大起来，诗人对荒淫误国的国君和谄佞的大臣以及楚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对自己崇尚的政治理想——美政进行了讴歌。他强调要按照先王的道德准则去治理社会，他要求国家的统治者无论君臣都应该秉持道德的原则。在抒情主人公与昏君佞臣的对立中，诗人反复强调修身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修身纵然不是屈原作品的基本主题，也是屈原作品的核心内容。
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离骚》以及《九章》，都反复抒写了自己为实现美政理想而修洁自身，可概括为：独立不迁、重仁袭义、爱国情怀。
（一）独立不迁。在《九章·橘颂》中，屈原把自己比作一棵不能迁徙的橘树，深深植根于故国的土壤里。他表白：自己认定的理想目标，无论客观条件多么恶劣，也决不妥协，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小人的嫉恨：“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国君的疏远：“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流放的痛苦：“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死亡的威胁：“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所有这些困境都丝毫不能动摇屈原对理想的追求。
屈原做出死亡的选择，最终自沉汨罗，是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情感矛盾冲突的结果，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中，自杀象征着屈原对生命价值的最严肃的估量，用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他用选择死亡的方式对生存的意义做了最后一次追问。这也最终使他千百年来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重，成为每年端午节纪念的历史名人。
（二）重仁袭义。闻一多先生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吟道：“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九章·怀沙》）屈骚中直接提到仁义的地方不多，但从作品中所体现的屈原身体力行的情况看，“其志洁，其行廉”，修身的内容符合仁义的标准。因此，郭沫若说：“他注重民生，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彻底的身体力行的人，这就是他的义。”
（三）爱国情怀。屈原对于振兴国家负有责任，对于故土及其文化的热爱，不仅仅是一种自觉理性，而且已经融入他生命的血液之中。《哀郢》：“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他是为客死异乡的楚怀王招魂。
屈原爱国情志之所以产生，有其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楚国远离中原，“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左传·昭公十二年》），长期受到中原王朝和各国的歧视。《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直到春秋时代，楚国依然被中原各国视为异族蛮邦。《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故不与盟。”楚国甚至被视为野蛮落后的部族，孔子称楚人为“被发左衽”之辈（《论语·宪问》），孟子骂他们为“南蛮鴂舌之人”（《孟子·滕文公》）。长期的屈辱地位无疑会激起楚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无形中强化了楚人特殊的民族情感。楚国人有爱国情怀和爱国传统，《左传·成公九年》载，楚臣钟仪被俘到晋国，依然南冠而絷，“言称先职，不忘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臣申包胥赴秦乞师，“立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到春秋初期，在楚国强大的同时，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保留了下来。
屈原的爱国情志在历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的精神航标。南宋前后，主战、收地、反投降成为南宋人关注的焦点。岳飞、宗泽、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陆秀夫、郑思肖等人对屈原的爱国情怀有极大的认同，并给予屈原很高的评价。近代史上，龚自珍诗曰：“屈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 偶有所触 拉杂书之 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之三）；“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辨仙行》）由此可见，屈原已经成为了爱国情怀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影响了无数的爱国志士。
屈原和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士人一道，共同完成了士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纲领性建构，追求完美的品格和不断地完善自身，成为士人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显著特色。修身虽然最初源于古代的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在春秋战国以后，已转化为士人的内在道德实践。修身传统的建立，并非完全出于知识阶层的内在职业要求，而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人治社会建构的需要。在专制政体中，统治阶层个人品质与政治清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所以，统治者不能不把道德修养作为选官的首要标准。而作为官员备选阶层的士人阶层，良好的品德便成为士人能否仕进的最基本条件。士人强调以道自任，但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修身是春秋战国士人的共有观念。从志向追求、价值体现、人格尊严等来看，屈原与当时的士人总体上是一致的，同时，屈原又以独特的楚文化背景以及诗人独特的浪漫品格，显示了独特的精神特质。
屈原爱国、重仁义，独立不迁，反复强调修身的作用，是因为屈原将修身提升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在屈原看来，修身是治国的前提。屈原以实践真理为己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忱，即使遭受挫折也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屈原的形象不断地被无数士人阐释、修订和完善，成为历代士人修身的楷模。
|
